戏里风骨 山水精神

——李伯良先生印象记 

鲁锁印

·李伯良简介·

    李伯良，男，1940年生，漯河人，著名剧作家、舞美设计师，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。从事编剧、舞台美术设计工作四十余年。其画作以国画山水为主，以巨幅见长，曾经多次在省及行业画展中获大奖。因其在舞美设计方面的突出成就，他荣获“河南十大舞美设计师”美誉。同时，他的多部戏剧作品均由省、地市级专业剧团演出并被出版发行，还被省及中央电视台录制并播放。其代表作大戏《岗九醒酒》曾获中国电视剧“金鹰奖”银奖；《辞京赋》获河南省优秀剧本二等奖；小戏《接金妹》获省级大赛一等奖；其成就载入《中国戏剧家大辞典》和《中国豫剧大辞典》。近年来，他又创作了大型史诗歌舞剧《沙澧沧桑千古情》和戏剧《陆游与唐婉》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等。 

《沙河颂》

朋友吕君，素敬仰三闾大夫风骨，尤喜《橘颂》之高洁。曾问我，如果把《橘颂》画成一幅画，谁画得比较好？我对漯河美术界了解不深，不敢妄下定论，正欲穷索间，脑海里突然跳出一个名字：李伯良。

李伯良不是漯河名气最大的画家，但我自认为他是可以画好《橘颂》的，因为他把自己的心血都浸淫在他一生都在从事的文化艺术事业里了。我将此想法转告李伯良先生之后，先生欣然应允。

仿古山水作品 之一

吕君也是追求特立独行之意趣，又担心表现屈子的作品会落入踽踽茕茕、悲悯孤傲的套路，我便特意约先生与吕君见面进行一次交流。月余后，先生告知我作品已完成，不知是否中托付者之意云云。我专程到先生家中将作品取回，并委人裱过装成一轴后送给友人过目。吕君一眼看过便慨然叹曰：“真是用心之作呀！”

此一语，道出李伯良先生的行艺作风：凡事用心！

一幅画、一剧本

成就一对忘年之交

我与李伯良先生神交已久，但相识较晚。1986年行政区划漯河成为地级市后，先生负责先期筹备组建戏剧工作室，后就职于市群众艺术馆并担任馆长。区划来漯干部安居于沙北行政区后，我恰与时任市文化局副局长的张效忠成了邻居。邻里相处和谐友善，间或有一些聊天的机会，张效忠夫妇时常会提起李伯良，多是对他人品和艺德的赞许之言。从那时起，李伯良这个名字就深深嵌入了我的记忆之中。

2007年我调往市文化局工作时，先生已退休多年，我们一直没有机会谋面。真正与先生见面并熟识，结缘于一幅画和一剧本。

大概是2010年秋季，我到市区一家画廊办事，在二楼向外走时，迎面一幅山水画吸引了我。画轴虽挂在不起眼处，然其高峻清秀、拙朴古意的风貌大有清初娄东派的气蕴。我不由上前仔细观赏，落款竟是竹扉堂主人李伯良。

不久后的一天，我和市群艺馆的同事闲聊，提到李伯良老师的画风，群艺馆诸同志皆流露出对老馆长的关怀敬重之情。时任馆长张瑞琴问我：“李老师有一新近剧作《辞京赋》，正想向我市许慎文化界人士征求意见，想不想先睹为快？”我那时正负责筹建许慎文化园，对许慎生平事迹有所学习。张瑞琴将《辞京赋》转发给我后，我一口气把剧本读完，不仅被跌宕起伏的剧情深深吸引，深深叹服于其语言的隽永，还为其塑造的清廉刚正的许老夫子的艺术形象所感动。我觉得该剧堪称我市建省辖市以来颂扬许慎精神的精品力作。

一幅画、一剧本，使我心生拜访先生亲聆教诲的念头。后来，经朋友邀约，我拜见了伯良先生，对先生的第一印象即儒雅温润。那时候，先生已年逾七旬，但交谈中仍才思敏捷、清雅健谈、稳重不拘、诙谐幽默。我们谈到他的画和他的剧作，兴致渐浓，遂为忘年交。

仿古山水作品 《山居图》

不张扬、不炫耀

始终遵循艺术规律

伯良先生出生于书香世家。他自幼学文，阅读四书五经之余，对国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坚持广泛浏览前人作品，苦练传统基本技法。其父亲曾经营一家中药铺，熟稔书文典籍，藏书颇丰，家境也颇为殷实，李伯良常跟父母到戏院看戏。

李伯良曾说：“这人呀，从事什么事业，不是偶然的，是有因缘的。要听得多、看得多，有积累、有生活。”小时候，父母亲均是戏迷，母亲经常背着他看戏。那时候，漯河不但有“五班” “四街”等戏班活跃，而且有个京剧团就在他家不远处，每天都换戏。大概四五岁时，他第一次看有电光布景的《白蛇传》，演出时每场都换布景，尤其是白蛇的洞，一层层很有层次感，趴在洞口能看到坐在最里面的白蛇。因为没有见过，所以他觉得特别新鲜，回到家后，他就拿家里不用的药盒子自己设计，画画、摆摆，再用罩子灯当电光，整天整夜钻研，大小比例、颜色灯光竟然都很协调，父母亲看后，简直不敢相信他能凭着记忆弄出来如此光怪陆离的东西。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对舞美、布景产生了极大兴趣。听得多、看得多了，他掌握了很多戏的唱词、曲调，为他日后从事剧本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《湖山清峙》

命运常常会跟人开些不大不小的玩笑。1958年，18岁的李伯良已经能画得一手好画了，便被临时抽到省会郑州去布置漯河市的农业展览。也许是因为他在设计、绘画和布展中展现出来的天赋受到了专家的青睐，布展期间，他被推荐去北京参与人民大会堂的装饰工作。假如他那时真的去了北京，也许此时我们见到的李伯良，就不是只在漯河默默奉献一生的他了。就在他准备赴京的前夜，漯河剧团以安排正式工作的优厚条件向他发出了召唤。他当然没有在这种诱惑下免俗。他参加工作的第一站就来到了正急缺舞美设计的漯河市豫剧团。从此，他与戏剧、舞美工作结下了终生不解的缘分。后来，郾漯剧团分家，他随部分演职人员一起来到了郾城，并经历了由豫剧改为曲剧的一段历程。其间，李伯良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，与曲剧团的台柱子寇桂梅相识相爱并结成神仙眷侣。相濡以沫几十年，夫妻俩忠贞不渝、携手互助，双双取得了骄人的艺术成就，成为漯河戏曲界一段佳话。

在以后的五十余年里，李伯良先后担任过郾城县（现郾城区）曲剧团团长、文化馆馆长、许昌地区越调剧团团长和漯河市群众艺术馆馆长，从未离开过文艺战线。他热爱文化工作，在各个岗位都兢兢业业、勤奋耕耘，并成绩斐然，受到领导的信任、同仁的敬重和广大群众的喜爱。他半生沉醉于舞美设计，为无数场戏剧演出精心绘制舞台场景。或恢宏或绚丽的奇妙艺术构思，成为舞台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表现形式，他因此获得“河南省十大舞美设计师”的荣誉称号。他业余创作的美术作品也多次在省内外美术展览中斩获大奖。

仿古山水作品 之二

伯良先生除了终生从事的舞美设计工作外，还倾心戏曲创作。几乎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同时，他创作出小戏曲《赶集》，参加了原许昌地区的文艺会演，后又由许昌地区越调剧团排演，毛爱莲亲自挂帅担纲出演，并参加了河南省建国30周年文艺调演。作品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，也成为当时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。引起热议的不只是戏本身，还有戏中涉及的关于搞活市场经济的敏感话题。他在戏中写了市管会工作人员在集市上割资本主义的尾巴，把一个卖自己所编竹篮的农民逼得发出了“俺农民想花俩钱咋恁作难”的泣血哀号，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共鸣。该剧辛辣讽刺市场管理活动中的旧观念和积弊，产生了轰动效应，也引起一些人的不满，但其植根于深厚生活体验和强烈使命感基础上的惊人之笔，却实实在在地为市场管理改革吹响了冲锋号，为旺盛生长的市场经济吹送了和暖的春风。这个小戏达到的思想高度和艺术境界可见一斑。这个戏后来被评为建国三十周年优秀文艺作品奖，接下来电台为其录音、剧本被发表，还有大学把该剧本列入教材等。那时的李伯良，在河南戏剧界可谓如日中天。

1983年，李伯良又创作出了现代戏《岗九醒酒》。该剧由原许昌地区豫剧团立上舞台，数十年唱遍中原大地，成为经久不衰的保留剧目。河南省电视台根据此剧改编的同名戏曲电视剧，录制播出后，又荣获了全国电视金鹰大奖。

在我接触的漯河文化界人士中，但凡提到伯良先生，无不肃然起敬。先生忠诚艺术，遵循艺术创作规律，敏锐观察生活，用心体会作品的思想内涵，在社会实践中寻找创作灵感，从不投机取巧。这是他的作品能够打动观众的最核心的决定因素。

退休之后，伯良先生一如既往地关注地方文化建设。为了创作《辞京赋》，他认真研读许慎文化的大量文献，并通过阅读《后汉书》等典籍掌握了汉代官吏制度、社会风情及人物关系等丰富的资料。作品塑造的字圣形象可亲可敬、丰满真切，突出颂扬了许慎不事权贵、坚持真理、忠笃求实的精神品格。这个戏剧情合理，构思巧妙，行当齐全，将中国戏曲的特点运用得淋漓尽致，在河南省新剧本评选中名列前茅。尽管如此，先生对剧本精益求精，坚持不懈地征集意见、反复打磨。相信这出戏立上舞台后，一定能传唱沙澧大地，飞入寻常百姓家，为中华汉字文化名城再增殊荣。

艺术往往会成为艺术家青春的保鲜剂。即将步入八秩之年的伯良先生，依旧钟情年轻时最喜爱的国画创作，一以贯之地把自己的创作方向定为传统山水领域，以明清绘画大师王时敏、王翚、王原祁为师，辛勤揣摩古人技法，领悟传统绘画精髓，师古而不泥古，吸收借鉴了近现代名家的创作体验，从而增强了自身的艺术感知力、提高了作品境界。他的画作不张扬技术、不炫耀智慧，展现的是对大千世界至善至真至美的体验，被熟悉的人们称为“纯粹的文人画”。他本人总是谦逊而淡然地说：“画画只是我老来自娱的方式而已。”

2011年夏日，先生赠我一幅拟明人画意山水，成为我爱不释手的瑰宝。每年新春我都要展挂于厅堂反复品赏。满四尺的画作布局严整、气氛氤氲，高山巍峨、流泉清冽、森林茂盛，飞瀑、栈桥隐现其间，山道上有书生独行，草庐中有贤儒静坐。凝神观之，可闻松涛阵阵、溪水淙淙，似乎还能听到琅琅的读书声，敦厚闲逸、宁静清安之身心状态跃然浮现。这何尝不是先生一生的道德追求呢？

德不孤、必有邻

长者风范激励后学

近几年，我常与朋友相约去看望伯良先生，每次他都会置上几个小菜请来客小酌几杯。先生年事已高，不宜大饮，但他喜欢看晚辈们畅饮。这也是学生们喜爱他的缘故之一。先生平易近人，不以年高而恃强，不以德崇而自傲，常常以谦逊和蔼的态度勉励年轻的文化工作者。交往中，我们也曾讨论漯河文化界的一些人和事，伯良老师都充满理解和宽容，肯定成就，鼓励进步，指出缺憾，从不以权威自居，从不贬低同行、指责后学。他舒缓的语调和宽厚谦虚的心境常常使我感动。听朋友介绍，伯良先生的一生饱经磨难，经受了幼年丧母、中年失子、老年丧妻的人生至苦，还在特定的时期遭人检举，被扣上过“现行反革命”的帽子，但他很少主动谈起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情，偶尔言及也是一语带过。说起遭受不公平待遇的原因，他既无怨恨的语气也未见恼怒之神情，豁达的胸襟、平和的心态令晚辈们由衷地生出无限钦佩之情。

《江山争秀图》

伯良先生有学者风范，对待文化是一个喜欢“较真儿”的人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放弃对文化的坚守与自信，对任何一项工作都抱着认真负责、一丝不苟的态度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势下，李伯良多次被扣帽子、打棍子。在一次批判大会上，造反的红卫兵跳上主席台，大批“反革命分子”李伯良态度顽固，把“狡猾”二字错读为“咬骨”。被捆绑着接受批判的李伯良忍不住抬起头来，虔诚而认真地提醒斗志正旺的批判者：“那两个字可能是‘狡猾’吧？”引起批判会现场一阵讪笑，批斗会也因此演变成一出没有结局的闹剧。这一段真实的故事被传为坊间笑谈，让我们对先生的认真和睿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

伯良先生生于1940年，已将近耄耋之寿，然而他对艺术的追求从未停止，至今保持着健硕的精神、饱满的激情和昂扬向上的活力。他写的戏里有他的风骨，他画的画里有他的精神。而这样的风骨和精神，正影响和带动着后学者在德艺双馨的旗帜下不断进步，为沙澧之滨的文艺百花园增添新的色彩。

在伯良先生简陋的居室中，挂了当代书法家张富君草书的一幅书法作品，上书“德不孤，必有邻”。我想，这就是对李伯良先生人生阅历和精神品格的最好注解吧！